我先后在宣城油榨中學、雙橋中學、宣城二中三所學校當過校長，這三所學校的圍墻都在我手里打起來的，所以宣城的教育界有人戲稱我是“圍墻校長”，我也愿意接受這個稱號。
在當時的情況下一所學校要打圍墻并不那么簡單，這里面有許多工作要做，同時要抓住機遇，與時俱進，得到上下內外的支持。1983年朱橋聯圩漫破后，我們油榨中學全部浸泡在水中，教師值班把船栓在籃球架子上。水退后，學校一片狼藉，學校被沖得坑坑洼洼，農民的房子也倒了許多，生活十分困難，我們學校地處小馬灣生產隊，由于沒有圍墻，這個隊的個別老百姓經常到學校來拿東西，有時甚至把牛也放到操場來，學校拿他們沒有辦法。這時上級教育部門撥給許多錢給我們修復校舍，要求在9月1日準時開學上課，以保證災區的每一個孩子不失學。當時我們校領導班子想，能否乘機把圍墻打起來，確保學校的安全。隨后我們把這個想法與小馬灣生產隊、九保大隊的領導聯系后，他們沒有太多的阻攔，只是說調換的地方要補點錢。說到錢，學校雖然經受水災，由于各級政府救災力度大，經濟上并不十分困難。經過協商，事情很快辦成了。但是到開工那一天，我們的墻腳挖了50公分，突然有兩個婦女睡在里面不起來，不給學校打圍墻，我們分析顯然這里面有人在背后搗亂。據此我們當時立即請來游榨區的公安人員給我們調解，由于公安部門的出面，那些想鬧事的人也只得作罷，我們學校的圍墻不幾天就圈了起來。
不久我又調到雙橋中學工作。雙橋中學東一塊，西一塊，雙橋人稱之“東巴”和“西巴”，中間有農戶和三口小壙阻隔，且校園就是農民的通道。看到這情形后，我非常著急。有一天，我發現一戶姓劉的人家放線蓋樓房，我想這樓房一蓋，拆就更難了，于是立即上前與他協商，我說：“雙橋鄉正在規劃新街道，你到新街道去蓋房子做生意不是更好嗎？”他說：“那里沒土地。”我立即與雙橋鄉政府作了聯系，當時的鄉黨委書記鄧遠道同志說：“沒地我們給，街道要發展，學校要規劃，這兩全其美，不，包括他個人，三全其美的是嘛？”鄉政府很快給他辦了一塊地，他搬走了。這時，我們正在辦宣城地區包分配的水產中專班，這樣的專業需要水面養殖，作為教學基地。這時我乘機提出是不是把幾口廢置的壙也買給我們做教學基地，那天省教委職教處的吳正處長、行署專員楊濮雄及縣里的同志正在場，特別吳處長最感興趣，他說：“邢校長，你搞成了，我們補助你3萬元。”有了這個底，我膽子更大了。他們要我找鄉里，鄉里很快答應了要我們與隊里談，我們主動找到隊里的領導，他們也很支持。不久壙、一些零星土地辦回來了。辦回來后我們重新作了規劃，填壙、挖壙、擴壙，把它整成一個大壙，進行水產養殖。土地完整后，我們著手打圍墻。我們并不急于圍，而是先在外圍把農民走得路修好后才開始圍，“東巴”“西巴”終于“巴”在一起了，圍墻終于圈起來了。后來當地的老百姓編了一句順口溜形容雙橋中學的發展：“胡延油，造樓房；邢少山，打圍墻。”
1987年宣州市成立，我被調到市二中任校長，宣州市二中原來只有弓字形的一條，也根本沒有圍墻，省煤炭二隊、宣城轉播二臺及張錦的農民從學校經過。要打圍墻先要解決這兩個單位走路的問題，當時的江吉友副縣長、胡傳玲副專員很重視這個問題。江縣長跑了5次，胡專員跑了3次，要我陪他們勘察地形修通道。結果地區、宣州市幫省二隊修了一條通往龍首路的路，幫二臺修了一條通往宣涇路的車道。這兩個單位的出路解決后，我們按規劃征用了18畝地、5口小壙，才把圍墻圈了起來。但考慮到村民的習慣性走道，我們開始并沒有全部封死，而是留了一個小門，后來走的人覺得反而不方便，漸漸的少了，學校才最后封死。
圍墻，對于現時的學校不知多么重要，它不僅能保護學校的財產，對安定學校教學秩序、保護學生的安全也至關重要。有了圍墻，學校可以想干他自己的事，可以綠化、美化、把學校打扮得更漂亮了。
